文/翁婉琳 吴继金
1935年5月，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问世，成为当时国内最为流行的抗战歌曲之一，被广为传唱，家喻户晓。新中国成立时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鼓舞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雄壮旋律。
在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之前，还有一首同名歌曲，是由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创作的。虽然歌名相同，但旋律和歌词不一样。作为军歌，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滚滚历史中几近消殆，一直未能得到推广传唱，也没有被今天的大多数人所熟知，可以说是湮没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中了。但这首歌曲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是应该被历史铭记的。
一、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鲜为人知
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其歌词共分4段，全文如下:
我国不幸，水灾兵祸，受尽折磨!暴日乘机，兴兵抢夺，杀人放火。奋斗救国，动起干戈，我们来尽忠报国!快把那万恶帝国主义打破!
本着三民主义精神，合力齐心!爱护民国，誓为忠勇的国民。奋斗牺牲，智勇忠信，组织成义勇军。雪耻救国是我们责任!
打起精神，努力操练，勇敢强壮!战斗技能，学识、方法，无不精良。服从命令，严守规章，有朝开往战场。奋勇将暴日的蛮兵扫荡!
我们同心!努力拼命!誓把国保!杀尽敌人，收复领土，耻辱自消。国际地位定可提高，行总理大同遗教。永葆着中华民族的荣耀!
◆1931年10月10日《申报》刊载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
黎锦晖首创的军歌《义勇军进行曲》，旋律结构规整，节奏果断雄壮，用词铿锵，激情洋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鼓动性强，唱出了中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心声，也表达出了作者呼吁全民族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就时间上而言，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发生1个月内，于1931年10月10日就刊载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上，同时收录在《日本侵略我东北暴行之真相》一书所录义勇军章程中，并随《抗日救国歌曲集》出版而走向全国。而田汉、聂耳的同名作品《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5月，比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晚了3年多。但黎锦晖这歌曲一直未能得到推广传唱，很多人都不知道，而田汉、聂耳的同名作品诞生后大受民众的欢迎，从此响彻中华大地，广为传唱，家喻户晓，成为了每个中国人心中最庄严和神圣的旋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为什么同名异曲的两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命运大相径庭？为何二者对后世的影响差别如此之大？学界对此也做过诸多讨论。探究其原因，除了时局变化，缺乏有效的组织宣教和传播外，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词曲自身也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有学者从专业角度分析：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延续了旧制的尾字押韵，句式对仗工整。但作为一首进行曲式的战歌，歌词结构过于拘谨繁琐、欠缺灵活性和召唤感，再加上因循旧制的曲式结构，整首歌曲显得缺乏时代感和力量感，同黎氏善作的流行歌曲毫无二致，未被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喜爱；歌曲中采用的传统C宫调式似乎依旧摆脱不了民间小调歌曲的影子，旋律过于“软性”，缺乏“硬气”的东西，稍显苍白的曲风导致乐曲丢失了战歌应具备的紧迫感和坚定感，难以引起人民大众的共鸣；节奏以小附点为主，音型变化不大，节奏过于简单，导致歌曲灵动有余而力量不足，演唱时稍显死板沉闷，缺乏扣人心弦的力量。（吴安宇、胡梦蝶：《黎锦晖<义勇军进行曲>探究》，《音乐教育与创作》2018年第8期）田汉在《抗战歌曲集》序文中指出：“创作歌曲中存在的时弊，未能顺应时代要求，充分面向广大工农，用词不够通俗，作曲艰涩难唱。”就连黎锦晖的学生聂耳也严厉地批评并忠告老师：“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再跑几十年也罢！”（黎遂：《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这些可能是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未能广泛传唱的主要原因。
◆《义勇军进行曲》词曲。
相反，田汉、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音乐是能激发感情的，各个国家非常重视国歌，都是选择音调雄壮、意味深长的歌曲来作国歌。像法国的马赛曲，极其雄壮，就成为法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选为国歌，因为它唱出了民众的心声，进行曲调，刚健有力，不是军歌胜似军歌，受到军民的喜爱，广为传唱、流行。正如田汉所说：“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是首先由于他有饱满的政治感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田汉：《聂耳的胜利道路——纪念聂耳逝世二十周年》，《中国青年报》1955年7月16日）聂耳在谱曲时巧用三连音，使旋律变得紧凑而简短，音乐情绪生动而灵活；适当的休止，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在“中华民族到了”后面突然停顿，听觉上产生了很好的警醒效果，同时也加重了后面“最危险的时候”的重要性，警示着人们国家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有着呼吁人民抗战到底拼死一搏的效果。聂耳对音乐节奏精准的把控，成功的艺术处理，符合群众的演唱习惯，最终才呈现出《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可以代表那个时代节奏的最强音。（吴安宇、胡梦蝶：《黎锦晖<义勇军进行曲>探究》，《音乐教育与创作》2018年第8期）
向延生先生曾说过：“黎锦晖写作的黎派风格的《义勇军进行曲》，与聂耳4年后写作的同名歌曲相比，其音调节奏、气质、情绪，显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孙继南先生评价道：“他有着创作思想和时代高度的局限，同样题材的《义勇军进行曲》，与聂耳高昂奋进的音调相比，则显得爱国有志，力不从心。”（吴安宇、胡梦蝶：《黎锦晖<义勇军进行曲>探究》，《音乐教育与创作》2018年第8期）
黎锦晖首创的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尽管在救亡歌咏活动中未获得较大范围的传播，没有得到广泛传唱，但反映了作者积极投身于抗战音乐创作的赤诚爱国热情，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
二、黎锦晖谱写的其他抗战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只是黎锦晖创作的众多抗战歌曲中的代表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黎锦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抗战宣传工作之中。从九一八事变到当年12月，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3个月内总共发表救亡歌曲10首，其中最早的3首词曲都为黎锦晖所作。《申报》于10月10日、15日、18日分别刊登了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向前进攻》。由此可见，在九一八事变发生1个月内，黎锦晖就公开发表了3首抗战歌曲，可以说是最早用歌曲宣传抗战的音乐家。
◆黎锦晖
除了上述3首歌曲外，黎锦晖还创作了《勇健的青年》《准备用音乐起来》《齐上战场》《奋勇杀敌》《打倒公敌》《同胞快醒》《预祝胜利》等抗战歌曲。此后继续谱写抗日歌曲数十首，相继汇集出版。一·二八事变后，他又出版《爱国歌曲》（第一集）。在《编辑大意》里写道：“这些歌曲，是供给全国国民齐声高唱的，乐谱简易，歌词浅显，曲趣雄壮，节奏均匀，可作进行曲用。在操练时、出发时、上课时、集会时……都可运用。并且希望全国各界，在宣传演讲时，加唱此歌，颇能使听众兴奋。”他抑制不住炽烈的爱国之情，呐喊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慷慨悲歌，激我士气。向前奋进，效力疆场，救我国危亡，增我国荣光！杀尽敌兵，凯歌齐唱，这就是编者所馨香祷祝的愿望！”（黎遂：《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1937 年七七事变后，黎锦晖出版了爱国歌集《中华民族战歌》(第一集)，这是继1932年第一本救亡歌曲集(《爱国歌曲》)后的又一本适应时代需要的抗战歌曲集。其中他自作词曲 10首，与罗靖华(作词)合作17首，与杨村彬合作1首。他将自己创造的流行歌曲这种新型体裁特征运用于爱国歌曲的题材创作中，用通俗、口语化的唱词配以“大众化”的旋律曲调，使这些爱国题材的歌曲易学易唱，朗朗上口，振奋人心。
抗战期间的黎锦晖始终坚持以音乐文化传播的形式宣传爱国情操，振兴中国，他创作的抗战歌曲在当时漫长艰辛和颠沛流离的背景下感染和鼓舞了很大一部分人，坚定了人们的抗战信心。
三、黎锦晖其人
黎锦晖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黎培銮是晚清的秀才，博学多才，琴棋书画均有造诣。受家庭环境影响，不仅黎锦晖的成就不容小觑，更为难得的是，黎家8个同胞兄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每一个都才华横溢，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黎家兄弟在湘潭被誉为“黎氏八骏”，或称“八龙八桂”，这些名字在当地几乎成为了才子与学者的代名词。
◆黎锦晖
黎家老大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学专家，也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两人名为师生，实为挚友，常在一起议论时政，研究学问。毛泽东十分钦佩黎锦熙，对他的人品和学问更是非常的崇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良师益友黎锦熙。
黎锦晖是黎家老二，毕业于长沙高等师范学校，他精通多种音乐形式，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重要的作曲家。黎锦晖自3岁起便在父亲聘师专设的家塾中诵读四书五经，湖南的民间音乐如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黎锦晖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等各种乐器，对民族民间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感兴趣，成年后又潜心研究民乐。1927年黎锦晖创立中华歌舞专修学校任校长，并于1928年将其改名为“明月歌舞团”，并亲自带领乐团在全国巡演，甚至远赴南洋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等，都是明月歌舞团的成员。著名作曲家聂耳也曾在这里起步，随后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流传千古的作品。除此之外，黎锦晖与不少革命人士也有深厚的交情。例如，他收养了我党早期隐蔽战线杰出代表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后来改名黎莉莉，并将她培养成了海内外著名的影星，这也进一步体现了黎锦晖的仁爱与担当。
在黎锦晖的音乐创作生涯中，不得不提的是他满腔的爱国爱民热血。他始终是一个心怀国家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知识分子，这立场一直未变。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黎锦晖创作的《同志革命》《热血歌》及儿童歌舞剧《最后的胜利》等均以赞扬北伐革命救国救民为主题。
青年时代黎锦晖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萌发了推行“平民音乐”的想法。“我们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他认为“学习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可以养成儿童优良的习性，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才能”。于是创作了《三个小宝贝》《老虎叫门》《摇啊摇》《葡萄仙子》等曲调简练、生动明快的儿歌，通过歌舞团的演出很快风行全国，成为各地中小学校音乐教学的主要教材，在校园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创作儿童歌曲的同时，黎锦晖开始了对大众歌曲的探索，逐渐从儿童歌舞音乐向成人爱情歌曲转变。他既善歌词，又精作曲，不论各家诗词、西洋诗歌、民间小调、土风舞曲，全部拿来“为我所用”。中国流行歌曲是从黎锦晖的创作开始起步的。他早期创作了《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妹妹我爱你》等流行歌曲，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至今仍在海内外传唱。因此，黎锦晖被公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
孙继南在《对黎锦晖历史评价的再认识》（《人民音乐》200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综观黎锦晖一生，在音乐方面做事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有两点：其一，把儿童音乐创作与提倡白话文、推广国语运动相结合，与‘五四’精神相联系，借鉴外来经验，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中国儿童歌舞艺术的新路；其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最早进行成人歌曲大众化的尝试，率先推出一批爱情歌曲，开中国流行音乐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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