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2025年10月10日文章，原题：《1929》书评：崩盘之年 在20世纪所有不可思议的巧合中，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恰好于1929年10月出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观景台上，必定算是其中之一。丘吉尔目睹了史上最严重的市场崩盘之一，他后来回忆说：“就在我面前的窗户外，一名男子从15层楼跳下，摔得粉碎，引发骚动，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
1929年的股市崩盘是学者们用来划分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是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此后是饥饿的30年代。在《1929：华尔街史上最严重股灾内幕——以及它如何摧毁一个国家》（如图）一书中，《纽约时报》首席记者、财经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将崩盘的戏剧性推向高潮。他查阅了天气报告、日记、建筑记录以及所有能想到的报纸文件，力求生动且符合史实地再现那场繁荣、崩盘及其余波。
书中人物众多，但国民城市银行总裁米切尔提供了一种贯穿始末的主题。人们都叫米切尔“阳光查理”，当他在这家银行的证券子公司开始职业生涯时，国民城市已经是全美最大的银行。随着步步高升，他将交易员的理念带入整个机构，打造了一家“面向所有人的银行”，提供市场上所有金融服务。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该银行自身的股价翻倍。
展开剩余65%1929年初，当美联储试图压制股市上涨时，米切尔却宣布国民城市银行将提供贷款以支持市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称米切尔的行为是一场“叛乱”，挫败了政府遏制投机买卖的努力。当股市在10月崩盘时，格拉斯议员说这是因为市场混淆了传统银行业务与股票交易，他称之为“米切尔主义”。
在10月24日（后来称为“黑色星期四”）首次大崩盘后，市场又接连遭遇“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显然，这已非一次短暂的恐慌。曾经“阳光满面”的米切尔很快被传唤到国会委员会，就可疑的股票销售做法和高得离谱的奖金作出解释。他因逃税被捕。格拉斯与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通过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法案（《银行法》，也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编者注），将国民城市银行及其他从事股票交易的银行拆分。
人们往往倾向于把经济故事写成道德剧，让贪婪与傲慢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与耻辱。但索尔金抵制住了这种倾向性。在《1929》一书中，“阳光查理”更显命运多舛而非专横跋扈。根据后来披露的信息，国民城市银行在股票上放贷的做法其实得到了美联储内部的默许，而非反对。米切尔为保护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损失了大量个人财富，尽管同事告诉他没有义务这样做。他在税务案中获得无罪判决。
关于崩盘的常见叙述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而索尔金有时也意识到这一点。虽然1929年显然不是股市的好年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全年下跌17%，但1929年并非那十年中股市最糟糕的年份——1920年道指重挫33%，然而随后并非大萧条，而是一段无与伦比的繁荣。
事实是，1929年股市崩盘并未马上开启大萧条，当时的人们也不认为它开启了大萧条。1955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戳穿了关于股灾后遗症的一个奇特迷思，即当时出现了一轮自杀潮。事实上，1929年秋天的自杀率反而下降。丘吉尔目睹的那起死亡很可能发生在黑色星期四早晨、崩盘之前，而且可能是意外。
10月过后股市开始复苏，至1930年春季已反弹近50%。但真正的崩盘也发生在那一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实施后，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叠加美联储错误政策，最终将经济与市场拖入螺旋式下跌。直到后来，1929年的崩盘才在公众记忆中被视为转折点。
尽管索尔金简要提出崩盘产生了一种心理效应，最终导致了大萧条四川炒股配资，但崩盘的原因或其经济后果并非本书的重点。索尔金说，他想“恢复那些经历悲剧的人的生命质感与细节”。他做到了。（作者贾奇·格洛克，肖震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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